无法遗缺的草原文化：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内蒙古模式纵横谈之九

专访嘉宾 潘照东 主持人 赵慧萍

赵：有人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实质上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繁荣的历史。你怎样看呢？

潘：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的。从中国的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来看，应该说是三种形态居于主导地位，一个就是农耕文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文明。第二种就是北方和西北青藏高原的游牧文明。第三种就是北方和南方一些山林地区的山林文明，包括许多采集狩猎业的成分的这样一个文明状态。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应该说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我们看到中华的“华”字在甲骨文、钟鼎文到繁体字的时候都是草为头。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看到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他的源头都是在草原地区，都是在青藏高原的青海，并且在发源以后，相当一段流程比如黄河的上游地区基本是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中西部草原地区。长江发源以后，在青海到四川西部，云南的西北部也穿越了一些草原地区，这种自然地理状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联系。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上有不少的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建立了奴隶制的王朝或封建制的王朝，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更新，也就是王朝改朝换代的形式，实现了政治文明的更新，同时草原民族不断进入中原，也促进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促进了草原民族与汉族在血统上的融合，我们也知道，汉族是在东汉的时候确立称谓，在西汉的时候叫秦人。在汉族形成的过程中，就有许多草原民族的血统融合进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汉族在长江以北是以蒙古人种为主，在长江以南是以马来人种为主，一个民族两个人种也说明了血缘来源的不同。

赵：你怎么看中国文化的板块结构？

潘：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的版块结构总体上分成三大板块，就是黄河文化板块、长江文化板块、草原文化板块。在细分又可以分为若干的亚文化板块，从三大文化板块、三大文化体系来说，黄河文化它集中的表现为中原和北方地区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一种文化形态，长江文化是表现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南方地区以水田稻作农业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农耕文化和山林文化相结合的复合文化，而草原文化是包括东北地区、内蒙古西北、青藏高原等一个广大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体，包括农耕文化和森林文化相结合的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结合的复合型文化。这样的划分是一个相对的，比如在黄河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曾经河北、山西、陕西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都是草原民族的游牧地区。甘肃的河西走廊曾经也是匈奴族的游牧地区，后来，随着农耕文明扩展成为农耕地区，这样长城以南基本上是农耕地区，长城以北基本上是草原游牧地区。同时我们也看到草原地区它指的是一种植被的特点，以草本植物为主体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但是同时在草原地区，在一些地方、地区曾经有并且现在也有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的存在。比如说在秦朝、汉朝的时代，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就有了发达的灌溉农业，那么在新疆过去的西域，在汉代以来也有了比较成熟的绿洲灌溉农业。而在青藏高原，特别是拉萨河谷等这些地带自古也有农耕文化的存在，所以草原文化也是一个复合型文化。

赵：他们是什么关系？是割裂的，还是交融的？

潘：过去很久以来，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有一个认识，农耕文化特别是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汉作农耕文明是一种正统的文明，居于主导、统治地位的文化。而对草原文化则斥之为野蛮、落后。而且认为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是互不相关的，互相排斥的，甚至是绝对否定的关系。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看到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关，是一种各具特点，但相辅相成的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比如说草原民族需要的粮食、布帛、器皿、生活资料等，大量甚至主要是来源于农耕民族。那么农耕民族的生产发展、生活需要也离不开草原民族，比如说发展农业就需要畜力、运输，而这些相当一部分都是来源于草原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过程中，畜力曾经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同时农耕民族需要肉食、皮张、毛绒、需要的一些药材等很多都是来源于草原地区，这种相互的依存、相互需要，构成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种基本的关系，就是友好、和睦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是主流。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残酷的战争。但是战争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它在破坏经济、文化的同时也是在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通过战争也打破了很多隔绝经济文化交流的藩篱、一些制约条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赵：草原文化精髓是什么？

潘：草原文化的精髓我想主要表现在这么几点，一是英雄主义。我们看到自古以来，草原民族的发展规律是与汉族的发展规律是不一样的。汉族的发展用简单的话说是一脉相成，就是从古代的华夏族融合了其他民族、部族的成分，到汉代以后形成了汉族，一直传承下来，中间没有中断。而草原民族不是这样的，草原民族是一种更替、接续型的发展规律。我们看到古代的许多部族、民族，现在并不存在了。在秦汉时期非常活跃的匈奴现在也不存在了，曾经在匈奴族之后统一了北方的鲜卑族现在也不存在了。直到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时期形成了时以后，才形成了草原地区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一种局面。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许多的草原民族都有一个从弱小到发展壮大，从贫困到发展富强，从野蛮到进入文明社会一种发展进程。长的几百年，短的几十年。这个进程中支撑草原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就是英雄主义精神。克服千难万险、克服困难，不断的战胜敌人，使自己的民族发展壮大，是英雄主义支撑的。这种英雄主义也反映在草原民族的史诗方面，表现了草原民族追求发展、追求进步、追求文明、追求富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理念。二是和谐的理念。正是草原民族都有从弱小到强大的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间为了使自己发展的更好更快，需要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的向先进民族学习，不断的把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融合起来，这样就形成了草原文化中间的一种和谐理念。比如成吉思汗的孙子创立元朝的时候，任用了一大批汉族的、契丹族的、女真族的将领和官员，还有大批色目人的官员，形成了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多个民族共同执政的政治格局。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草原文化的这种和谐理念对于草原文化的发展，对于草原民族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直到今日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种和谐理念不但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就是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重视人与生态环境与自然的和谐。草原民族都有自然神崇拜的传统，虽然他形成的过程比较原始，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有不可否认的作用。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大汗国的法律中明显的保护坏草原的条例。作为世界上四大法律体系之一的草原法体系，是非常独特的。和代表东方农耕文明的大秦律、代表欧洲文明的古罗马法、代表西亚两河文明的古巴比伦法都是存在明显的区别。草原法对草原环境的保护保护是一脉传承的，从成吉思汗时代到后来的忽必烈时代等等后来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一点对我们也是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的。

赵：每一种磅礴厚重的文化都让人震撼、鼓舞、崇尚甚至思考，而草原文化除了这些，还让人感动，深深的感动，这是为什么？

潘：我想草原文化具有非常深厚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表现在人对人的关爱，表现在人对大自然的感情中。比如，我们看到一些草原歌曲在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例如《吉祥三宝》当时的创作者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而且是用蒙语演唱的很多人听不懂的歌曲，但是人们很喜欢，为什么？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人文情怀的感染。我做了一些了解，《吉祥三宝》这种演唱方式就其根源来说还不是蒙古族的，是鄂温克族的。鄂温克族因为过去没有文字，家长通过歌曲问答的方式教育孩子，教给孩子一些基本的知识，对自然界的了解，对生活状态的了解，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上通过这种问答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的。而《吉祥三宝》正式利用了鄂温克族的演唱方式和蒙古族的音乐特点相结合，但它能产生这么大的感染力，我想中间最根本的就是体现了一种人文情怀的感染。这几年我们看到又是一首草原歌曲《月亮之上》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的表现的特点与《吉祥三宝》有很大的差别，它更多是一种激情、一种浪漫、一种粗犷，同样它对人的心灵也有很大震撼作用，这里包含的文化因素是值得我们思考。比较突出的是草原文化她强调一种原生态、自然的、不加修饰的、淳朴的、最纯真的感情，特别是在《吉祥三宝》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她又表现出来草原文化不是一种末日文化、夕阳文化，她不但有激情还有很强的生命的张力，一种震撼，而这种震撼，生命张力，这种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在《月亮之上》表现的比较充分。这两首虽然上新创作的歌曲，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草原文化绝对不是一种浅层次的文化、末日文化、夕阳文化，她同样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即使是现在社会和未来社会，她也具有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赵：现代社会，文化和物质谁在反哺谁？

潘：现代社会文化和物质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物质基础、经济基础的支持。不论是生产文化产品还是开展文化活动，总是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保证，如果没有这个保证，我们的文化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都会受到明显的制约。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化又可以对我们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如果是积极的作用，人的精神面貌改善了、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就可以更有效的创造物质财富，可以提高我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的生产力和效率。但如果我们的文化是一种颓废的、萎靡的文化，它就会对物质文明的创造产生副作用。比如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封建王朝非常繁荣的时候，出现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这样一种文化颓废的局面，随后导致王朝的衰落。也曾经看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虽然当时物质文明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但是精神文明没有于之相适应，最终导致了物质文明的衰落，甚至导致王朝的覆灭。这个中间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想的。现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不但要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使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同时加快文化建设的进程，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避免出现经济工作抓的很得力，文化建设相对疲软的局面。

赵：文化的作用在放大，还是在萎缩？

潘：我认为文化的作用是在放。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文化的需求和文化消费的需求，应该说提高的更快。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是有限的，但对文化的需求、对于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需求是无限的，而这种文化的需求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越来越突出。所以我们也看到，进入21世纪，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不但考量物质财富的增长，考量经济竞争力、政治竞争力、军事竞争力的差异，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文化竞争力，并有许多专家、政治家认为文化竞争力虽然是软实力的表现，但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比硬实力还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也就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能够左右或者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那么它在世界上就将居于长胜不败的主导地位。反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起来了，物质财富增长非常明显，文化的发展没有于之相协调，文化是疲软的，精神上、文化上被别的国家和民族所征服，最终它将沦为文化殖民地。

结束语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内蒙古商报独家深度系列访谈”《潘照东·内蒙古模式纵横谈》共九篇，到今天全部发出。4万多字的文上路，当初是希望得到更多更广层面的人的关注，并在关注之余得以了解，所以我们所选的内容尽可能“点面兼顾，落点民生”。也许不能穷尽“模式”所本应涵盖的内容，但作为内蒙古商报为内蒙古自治区60华诞捧上的一份大礼，她的实在真诚、磅礴厚重就已经足够。我对别人总这样说：“如果读过，你会对自治区近年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起码是轮廓性的了解。”
文章已发出，尘埃并未落定。反响很多。所以随后的时间，我们会把这些反响集成文字，继续出发。感谢关注。（主持人 赵慧萍）